詹火生

 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今年失業率已從63.92%,升到7月份的4.02%,為近2年同期的新高。政府和社會大眾對於失業率向來特別敏感,因此失業率一旦升高,政府有關部門就急商因應對策。也因為如此,勞動部門的長官在每月失業率公布日期的前幾天,好像患了「失業率症候群」,擔心失業率上升,社會又是一片究責聲音。

政府當然要關心國人的就業與失業,如果失業率上升,從政策面來看,政府也是責無旁貸。因為失業率不僅牽涉到一個國家經濟力的展現;例如美國聯準會(FED)把失業率高低列為升降息的重要參考指標,更涉及國家人力培育與勞動保障等政策。因此面對失業率的變化,政府必須有宏觀視野、整合策略的思維,才能研擬標本兼治的對策。至於社會大眾尤其是民意機關,對失業率要有真正的瞭解,才不致於讓問題失焦,引發社會集體的「失業焦慮」。

基本上,從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一個國家的失業率在3%以下,都屬於「充分就業人口」;換言之,一個國家不可能完全沒有失業率,適度的失業率允許勞動人口健康的職業與行業流動。但是,如果超過3%的失業率,政府就必須進一步研析,是屬於那類型的失業?  

簡單地說,失業主要有三種類型,最常見的就是「季節性的失業」。以台灣來說,就是每年畢業季後的暑假,以及春節前後的換工作潮。前者是加入職場尋職勞動的人口增加,容易導致失業率上升;後者則由於春節前後,離職換頭路的人口增加,也可能提高失業率。這種季節性的失業,每年都會出現,季節一過,失業率就自然下降。

第二種類型則屬於「摩擦性失業」,就業求職者的專長不為勞動市場所需,形成供過於求的現象。導致摩擦型失業的因素,最主要的是求職者的工作態度與技術水準。我們常在報紙上看到,有些企業喜歡錄用某些大專畢業的學生,這種求才心理,就是受到過去求職者的工作態度所影響。因此為了降低摩擦型失業的衝擊,求職者應增益自己職場競爭力與適應力,政府也應適時協助個人提升技術能力。

至於第三種失業類型「結構型的失業」,來自產業結構轉型所產生的失業問題,而且都產生大規模的失業人口。國內最常見的是產業結構在1980年代後由勞力密集轉型到高科技產業時,傳統勞力密集的工作人口,因個人生產技術能力轉型困難,而被職場淘汰,淪為失業人口。這些結構型失業人口從1990年中期以後陸續浮現,到本世紀初期逐漸進入高峰期。政府為解決結構型的失業人口,更歷經長達近15年的對策,才漸紓緩嚴重的失業問題。

從個人角度來看,當面對季節性的失業和摩擦性的失業時,個人可以平日多培育自己的就業技術與能力,例如增加語文溝通能力、專業技能等證照,因為在轉換工作的季節裡,機會是留給最有準備的人。但是結構型失業,個體失業人口是難有因應的機會或反轉的能力,唯有賴政府的政策解決。

論者以為,為有效紓解結構型失業的問題,必須與教育的人力培育政策密切結合,而且要有中長期的政策規劃,而不是一蹴可及。近年來,國內學者呼籲,為了避免在未來重蹈結構型失業的危機,高等教育不宜過度擴充,以避免未來產生更多「學非所用」的人力。

然而讓人憂心的是,當前的高等教育政策仍持續擴張中,尤其是增加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系。根據教育部近日所發布的「大專院校學生就讀學科領域概況」,發現在學士、碩士,甚或博士班,人文社會兩大類就讀人數及占比都是增長趨勢;但在科技類領域,在人數比重等方面則逐年減少。

學者認為這種現象不利於未來我國產業升級及轉型。換言之,人文社會類的畢業生可能面臨未來另一波的結構型失業。這種因教育人力培育政策失衡所導致的失業率,進而影響國家人才競爭力,才是讓我們深深擔心的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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