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火生
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今年失業率已從6月3.92%，升到7月份的4.02%，為近2年同期的新高。政府和社會大眾對於失業率向來特別敏感，因此失業率一旦升高，政府有關部門就急商因應對策。也因為如此，勞動部門的長官在每月失業率公布日期的前幾天，好像患了「失業率症候群」，擔心失業率上升，社會又是一片究責聲音。
政府當然要關心國人的就業與失業，如果失業率上升，從政策面來看，政府也是責無旁貸。因為失業率不僅牽涉到一個國家經濟力的展現；例如美國聯準會(FED)把失業率高低列為升降息的重要參考指標，更涉及國家人力培育與勞動保障等政策。因此面對失業率的變化，政府必須有宏觀視野、整合策略的思維，才能研擬標本兼治的對策。至於社會大眾尤其是民意機關，對失業率要有真正的瞭解，才不致於讓問題失焦，引發社會集體的「失業焦慮」。
基本上，從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一個國家的失業率在3%以下，都屬於「充分就業人口」；換言之，一個國家不可能完全沒有失業率，適度的失業率允許勞動人口健康的職業與行業流動。但是，如果超過3%的失業率，政府就必須進一步研析，是屬於那類型的失業？
簡單地說，失業主要有三種類型，最常見的就是「季節性的失業」。以台灣來說，就是每年畢業季後的暑假，以及春節前後的換工作潮。前者是加入職場尋職勞動的人口增加，容易導致失業率上升；後者則由於春節前後，離職換頭路的人口增加，也可能提高失業率。這種季節性的失業，每年都會出現，季節一過，失業率就自然下降。
第二種類型則屬於「摩擦性失業」，就業求職者的專長不為勞動市場所需，形成供過於求的現象。導致摩擦型失業的因素，最主要的是求職者的工作態度與技術水準。我們常在報紙上看到，有些企業喜歡錄用某些大專畢業的學生，這種求才心理，就是受到過去求職者的工作態度所影響。因此為了降低摩擦型失業的衝擊，求職者應增益自己職場競爭力與適應力，政府也應適時協助個人提升技術能力。
至於第三種失業類型「結構型的失業」，來自產業結構轉型所產生的失業問題，而且都產生大規模的失業人口。國內最常見的是產業結構在1980年代後由勞力密集轉型到高科技產業時，傳統勞力密集的工作人口，因個人生產技術能力轉型困難，而被職場淘汰，淪為失業人口。這些結構型失業人口從1990年中期以後陸續浮現，到本世紀初期逐漸進入高峰期。政府為解決結構型的失業人口，更歷經長達近15年的對策，才漸紓緩嚴重的失業問題。
從個人角度來看，當面對季節性的失業和摩擦性的失業時，個人可以平日多培育自己的就業技術與能力，例如增加語文溝通能力、專業技能等證照，因為在轉換工作的季節裡，機會是留給最有準備的人。但是結構型失業，個體失業人口是難有因應的機會或反轉的能力，唯有賴政府的政策解決。
論者以為，為有效紓解結構型失業的問題，必須與教育的人力培育政策密切結合，而且要有中長期的政策規劃，而不是一蹴可及。近年來，國內學者呼籲，為了避免在未來重蹈結構型失業的危機，高等教育不宜過度擴充，以避免未來產生更多「學非所用」的人力。
然而讓人憂心的是，當前的高等教育政策仍持續擴張中，尤其是增加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系。根據教育部近日所發布的「大專院校學生就讀學科領域概況」，發現在學士、碩士，甚或博士班，人文社會兩大類就讀人數及占比都是增長趨勢；但在科技類領域，在人數比重等方面則逐年減少。
學者認為這種現象不利於未來我國產業升級及轉型。換言之，人文社會類的畢業生可能面臨未來另一波的結構型失業。這種因教育人力培育政策失衡所導致的失業率，進而影響國家人才競爭力，才是讓我們深深擔心的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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