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不只是電影
歷史更不只是歷史                        

胡元輝

 

   一部描述媒體與政治的電影-「郵報:密戰」(The Post),最近引發關注。這部由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擔任導演,並入圍奧斯卡與金球獎最佳影片的電影,探討的正是對美國新聞自由曾經產生重大影響的「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案。許多人認為此片借古諷今,無論是與不是,都足以藉之反思媒體與政治的今昔。

 

   電影名稱中的郵報,指的是不少台灣民眾所熟悉的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在它捲入該歷史事件之前,尚只是一份發行於美國華府的地方性報紙而已,事件發生之後,華郵逐漸耀眼於全國性新聞舞台。而該報當時的總裁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則是當時美國主要報業中唯一的女性老闆,她的傳奇生涯還包括後來率團到台灣訪問故總統蔣經國,向全球獨家報導台灣將解除戒嚴的消息。

 

   所謂「五角大廈文件」係指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1967年聘請專家學者,全面研究美國如何捲入越戰的機密報告,該報告歷經一年半始完成,共47冊。最先於1971年披露該機密文件內容的報紙其實是紐約時報,原因是參與撰寫該報告的吹哨者-艾斯柏格(Daniel Ellsberg),先將此份文件中的45(總計約7000頁,250萬字) 秘交紐時記者席漢(Niel Sheehan)

 

   未料,紐時經數月準備後刊出的連載報導,遭到尼克森政府以申請法院禁制令的方式攔阻,華郵則是在向艾斯柏格取得文件後的接棒者。為了揭露這份涉及美國越戰秘辛的「五角大廈文件」,兩報其實都承擔了極大壓力,同意接棒續刊機密文件的華郵負責人葛蘭姆,更是直接面對報社股票剛上市的營運風險。所幸在美國大法官63的表決結果下,這項報導不僅得以重見天日,亦為新聞自由的空間取得歷史性突破。

 

   為了博得觀眾青睞,商業電影都會致力於戲劇化鋪陳,此部電影亦少不了劇情渲染與英雄塑造。即使如此,就像諸多描述新聞事件的歷史電影,史實仍有所本。華郵負責人葛蘭姆與該報總編輯布萊德利(Benjamin Bradlee)的回憶錄,都為此一歷史事件留下珍貴紀錄,亦成為「郵報:密戰」這部電影拍攝的重要依據。撫今追昔,兩人對媒體與政治關係的評論,對當今美國乃至諸多面臨民主挑戰的國家而言,依舊頗值玩味。

 

   認為統治者與記者可能天生不合的葛蘭姆,在她的回憶錄-「個人歷史」(Personal History)中如此記述那段驚心動魄的時刻:「我們愈來愈擔心新聞自由,擔心尼克森政府的專橫心態:它們似乎相信應由政府來決定美國人民該知道甚麼、不該知道甚麼。我們也覺得,如果新聞界是箭靶,受害人便是大眾。」(尹萍譯)川普主政下的美國,如今正面臨政媒生態的重大轉折,諸多傳統主流媒體不僅與總統形成強烈對立,更陷入假新聞相互指摘的民主泥淖。葛蘭姆所提出的「箭靶論」豈只是出現現代版而已,更是驚心動魄的民主警訊。

 

   同樣的,從1968年起擔任華郵總編輯,帶領該報成為美國權威報紙的布萊德利亦在他的回憶錄《美好人生》(A Good Life)中,就「五角大廈文件」案提出探問:「政府禁止報紙發表文章,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也是美國民主歷史上的一塊污漬。在某種意義上,我們贏了。是甚麼使得在這個國家裡發生這樣的事情?」對於這個問題,布萊德利自問自答,認為除了冷戰的影響之外,總統尼克森玩火自焚厥為主因,而隔年發生的水門事件是尼克森玩法弄權的另一驗證。耐人尋味的是,尼克森政府的白宮新聞秘書當時對華郵報導所一再做出的指責同樣是「假新聞」。

 

   歷史,永遠不只是歷史而已,它會以不同面目重新展示。一部好的歷史電影,趣味在此,意義亦在此。美國好萊塢近年喜拍新聞事件改編的電影或許包含多重因素,但觀者自可有其會心的一笑,獨立的反思。歷史與當下,時空脈絡雖有不同,本質要素卻可相通。

 

   毫無疑問,作為民主制度重要支柱的媒體事業正經歷巨大的重組,甚至媒體的定義亦出現根本性的變遷,但民主制度所依賴的資訊傳播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卻未見消退。公眾依舊需要真實可靠的訊息作為自治的基礎,社會仍然需要公正有力的媒體作為其他權力機制的監督者與制衡者。「五角大廈文件」案如果發生在今日,或許揭露者不再是專業記者,而是公民記者;或許揭露通道不再是報紙,而是網路,但揭露的價值與必要並未改變。

 

   五角大廈文件與水門案的相繼發生,激發美國乃至全球許多國家的調查報導風潮。愈來愈多的新聞工作者認為新聞的極致表現就是揭露真相、實現公義的調查報導,更將調查記者視為職業生涯的最高追求目標。好的調查報導確實是新聞與民主的支柱,沒有調查報導的新聞事業固然是隻紙做的老虎,而調查報導難以立足的社會亦不可能是成熟的民主社會。但即使是調查報導傳統相對堅實的美國,都在經營環境與模式的衝擊下招來調查報導衰頹的感嘆,何況是幾乎無此傳統可言的台灣。

 

   台灣鮮少電影拍攝重大新聞事件或新聞人物,是缺乏事件與人物可資顯影,抑或電影業無此認知?台灣媒體在不歸楊即歸墨的生態下,鮮少新聞事業能夠受到公眾信賴,是外部環境的產物,還是自我堅持的不足?台灣的調查報導未能建立穩固的傳統,是新聞工作者養成教育匱乏,還是新聞事業根本無心培育?顯然歷史電影所顯示者不只是歷史的演繹而已,更是當下的映照。

 

   英國衛報影評人柯默德(Mark Kermode)曾如此評論「郵報:密戰」這部電影製作或許不那麼有開創性,但它所描述的故事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對台灣而言,此一評論同其適用。面對台灣新聞生態的困頓與問題,我們似乎不能只是緬懷美國大法官布萊克在「五角大廈文件」案釋憲文中所言:「媒體應為被統治者服務,而不是統治者」而已。欲實現此一目標,更重要的是邁出推動改革的行動!

 

(作者胡元輝 曾任台視總經理及公視總經理,現任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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