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的部落格

【國際愛心人物】

曼德拉

──從囚犯到總統的世紀傳奇(1)

■侯忠貞 編譯

曼德拉（Nelson Mandela）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政治犯，被南非白人種族隔離政府監禁長達27年，備受迫害與折磨。出獄後，他以寬容與諒解替代世人預料的報復與仇恨，帶領南非全民重建黑白融合的多種族憲政民主國家，重新走入世界大家庭的懷抱。他寬大的襟懷，贏得白人的尊敬和難過得無地自容，成為全世界政治異議份子的典範，更為世人締造一個現代民主國家轉型正義的空前範本。

去年剛過完90生日的曼德拉，將他的國家從嚴重的歧視制度中解放出來，幫助白人與黑人、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團結起來，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前無古人的。監獄的痛苦與磨難給他時間和激勵，淬煉出他的感恩和寬容。監獄能使人高貴，也能使希特勒之流更形惡毒和怨恨。坐牢到底如何將一位狂熱激進的主張武裝革命者，磨練成對敵人發自內心寬容的至高道德境界。這是20世紀偉大的仁恕故事──曼德拉的故事。

曼德拉於1918年出生在南非川斯凱首府烏姆塔塔區的一個小村莊，不久全家搬到曲努村，父母都是科薩族的坦布部落人。文盲的父親很聰明，又高度重視教育。

父親去世時曼德拉僅9歲，由父親的外甥、坦布人的攝政王容金塔巴扶養長大。此一際遇對曼德拉產生深遠的影響。他住進容金塔巴被稱為「大地」的大宅裡，並轉到新的小學；老師教他英語、科薩語、歷史和地理，並穿西式服裝上學。在「家裡」，他要幫忙家事，酋長招待客人或會商部落重要事務時，他就在一旁伺候。他注意到，在有關多數人意見的事，從未做過投票，不是一致同意，就是延緩作決定。而容金塔巴酋長本人總在與會者都發言後才發言，引導達成一致的決定或容後再討論。曼德拉深受這種作風的洗禮，他寫道：「作為領袖，我始終遵循著我在『大地』看到的攝政王展示的原則。」在以後的生涯裡，曼德拉在會議上總是最後一個發言，巧妙且無強迫地把他要的方向指出來。他認為領導者的訣竅在於使自己被領導，勸服人們去做，並讓他們覺得是自己的主意，「這是很明智的」。

曼德拉在「大地」一直待到16歲，過著酋長兒子般的特權生活。

重要的一課──黑人不必自動服從白人

之後，曼德拉被送到寄宿學校念了3年。容金塔巴認為曼德拉應受更多的教育，又將他轉另一所衛斯里學校，這是赤道以南最大的黑人學校。在這裡，他從男舍監莫基蒂米學到最重要的一課。曼德拉親眼看到這位非洲黑人教師當面拒絕向白人校長退讓的場景，他後來說：「我那時意識到，校長不是神，莫基蒂米牧師也不是侍從，無論白人地位有多高，黑人不必自動服從他。」

1939年，曼德拉進入福特哈爾大學學院就讀。福特哈爾的越野跑課程，讓他知道如何以勤奮和鍛鍊彌補自己天生能力的欠缺。他也在這裡結識日後反種族隔離鬥爭的畢生戰友坦博。

1941年，曼德拉拒絕容金塔巴為他安排的婚事，逃到約翰尼斯堡。不久又遇到了另一位貴人──房地產經理西蘇魯，這份友誼為曼德拉找到工作和第一任妻子艾芙琳，也為他要著手從事的律師工作敞開了大門。西蘇魯介紹曼德拉到約堡最大的律師事務所當助理，事務所負責人猶太律師鼓勵曼德拉勇於向世人表明，公平應適用於全人類，而不只是其中的一個群體。助理的工作讓他看到隱藏在南非人民生活表面下翻騰著的嚴重政治暗流。

為黑人的解放而奮鬥

1942年底，曼德拉完成了學士學位。翌年，約堡近郊的抵制公車漲價行動，使曼德拉變得更激進，「從觀察者變成參與者」。為掌握法律技能，他就讀威特沃特斯蘭大學，取得法學士學位。

1943年底，兩年前只想當個政府翻譯員的曼德拉，如今想要當律師了，不僅如此，他開始明白自己的生命正越來越朝向反種族隔離的政治鬥爭。他無法精確說出他何時被政治化的，獨一的啟示，就是在關鍵的時刻，卻感到無數次被輕蔑、無數次被侮辱、無數次記不起時刻的持續累積，在他心裡產生了憤怒與反抗，以及要與禁錮其民族的制度抗爭的欲望。他說：「我沒有在哪個特定的日子說，從此我將為解放我的民族而獻身，相反地，我只發現自己在這麼做，且無法做別的。」而種族隔離在日常生活中的侮辱性騷擾，也使他開始擺脫他早期對英國生活方式的崇尚。

曼德拉自幼性格剛強，崇敬民族英雄。他是家中長子而被指定為酋長繼承人。但他表示「決不願以酋長身分統治一個受壓迫的部族」，而要「以一個戰士的名義投身於民族解放事業」。他毅然走上了追求民族解放的道路。曼德拉1944年參加主張非暴力鬥爭的非洲民族議會(ANC)，並創設青年團，聲言非洲人的民族解放必須由非洲人自己來完成，不要外來的協助。

非洲民族議會創立於1912年，是撒哈拉沙漠以南最古老的反殖民主義組織。由於處在艱難時世，成員大幅減少，領導階層面對種族隔離，無法提出任何有遠見的政治行動。曼德拉、西蘇魯、坦博等人向主席胡馬醫生建議，成立一個富有戰鬥性的青年團將有助於加強反種族隔離的鬥爭。胡馬沒有採納此議，曼德拉等人乃在1943年非洲民族議會大會上提出此議，1944年春，青年團終於成立。

1948年，曼德拉獲選為川斯瓦爾省非洲民族議會執行委員。這一年，國民黨首次贏得南非大選，讓像曼德拉這樣積極參與政治的非洲人意識到，對政權做文雅政治抗議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了。

拳頭的力量

這一年，南非白人政府將隔離黑人和白人的非官方規定確立為正式法律，種族隔離制度正式生效。1950年，「種族區域法」通過，在此後約40年時間裡，這部法律嚴格規定了不同種族的生活區域，白人、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都只能生活在政府指定的特定地區，不能跨區居住。「人口登記法」、「禁止異族通婚法」、「不道德法」等遂行種族隔離政策的法律也陸續通過。

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曼德拉內心被挑動，他開始作鬥爭。與此同時，在青年團的壓力下，非洲民族議會把富有戰鬥性的抗議和組織行動，視為其活動的永久性特點。曼德拉也隨之越加激進。1952年6月，非洲民族議會進行一場持續數個月的「抗法行動」，曼德拉被推選為該行動的志願者總負責人。7月，曼德拉被捕，被依「鎮壓共產主義法」判處9個月緩刑。

抗法行動使非洲民族議會聲名大噪，成員激增至近10萬人。這時，曼德拉不再覺得被白人和其制度的不可戰勝性所懾服，而白人卻「嘗到了我拳頭的力量」。他終於能像一個人那樣抬頭挺胸，心中帶著尊嚴看著每個人，因為「我已成熟為一名自由戰士」。1952年底，曼德拉被推選為非洲民族議會副主席。該黨成員的好戰性不斷上升，顯然要對國民黨政府採取徹底的武裝鬥爭，以結束不公不義的種族歧視制度。

1953年，曼德拉通過了律師資格考試，他和坦博開辦了南非首家黑人擁有的律師事務所。這年6月，曼德拉的好戰性終於表面化了。他以川斯瓦爾省非洲民族議會主席身分，在該黨年會演說中發出了清晰的訊號。他說：「被壓迫的人感受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痛苦……推翻壓迫已被人類認可且是每個自由人的願望。」

1955年，非洲民族主義者大會通過著名的「自由憲章」，向南非和全世界宣告，南非屬於所有黑人與白人，沒有政府可以正當地擁有權力，除非它是基於人民的意願。1956年3月，政府對民族議會的鎮壓變本加厲，曼德拉第3次遭到禁令，這次是5年。12月5五日清晨，警方大舉逮捕了曼德拉和該黨155名激進份子，並依叛國罪起訴。

「得體人性」感動執法者

在長達5年的審訊期間，曼德拉正在顯示作為一個男人和政治家的進一步成熟。一種奇特的相互尊重已然形成，一方是某些白人法官，一方是好戰的非洲人被告。甚至連警察也被曼德拉的「得體人性」所感動。對被告很客氣的檢察官皮洛有一天開庭前突然中風猝死，曼德拉隨即表示沒有被告會對皮洛的去世感到欣喜的，皮洛既人道，也沒有他代表的政府之惡毒種族主義。對這麼得體的政治對手之高貴品質給予如此高度的尊重，這也證實了曼德拉自己的直覺：上帝造的所有人都有與生俱來的尊嚴與善良。

然而，這種尊重沒能長期持續著。非洲民族議會決定1960年3月31日，舉行大規模的反「通行證法」示威運動。孰料與該黨對立的黑人組織泛非洲主義者大會卻提前10天舉行自己的有關活動。數千名黑人在約堡南邊的沙佩維爾鎮，對一個有75名警力的警察局發動示威抗議。警方驚慌失措之際，開了近7百槍，示威的黑人有69人喪生，數百人受傷。這就是「沙佩維爾事件」，它標誌著種族隔離製造的醜陋真實鎮壓。

非洲民族議會立即強烈回應，宣布3月28日為全國罷工日；南非政府宣布緊急狀態和戒嚴令，曼德拉和許多同黨幹部又一次在半夜中被捕。這次審訊，又出現執法人員和頭號要犯曼德拉之間的惺惺相惜。曼德拉獲准每周五下午回約堡一次，處理律師事務所未了的事宜。開車送他的白人軍士常在中途停下來買東西，把未帶手銬的曼德拉留在車上，曼德拉本可輕鬆脫逃。回到事務所，妻子溫妮會違規露面，夫妻親熱擁抱時，軍士就裝著沒看見。曼德拉說，他們之間有一種君子協議：我不會逃跑給他帶來麻煩，而他讓我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政府官員和執法人員以不尋常的仁慈善待他。對曼德拉來說，這種善待絕不可能消除他對種族歧視政權的仇恨；但卻使他不知不覺中遠離了對白人的好戰性，而轉向不按種族、階級、職業或其他範疇給人分類的行為哲學。

1961年3月，5年前的叛國罪獲判無罪。

轉入地下活動

被判無罪後，曼德拉沒有回家，他完全轉入了地下游擊活動，從不在一個地點待上多日。這個時期的曼德拉，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走路時不能挺胸，站立時不能直腰，說話的聲音要低，且不能說得清清楚楚」。他不刮鬍子，不理髮，偽裝成司機、廚師或園藝工，到處流竄。

這一年非洲民族議會任命曼德拉為該黨軍事組織「民族之矛」總司令。對軍事一竅不通的他，不得不加緊學習。他白天躲起來猛讀游擊戰前輩格瓦拉、卡斯楚、毛澤東、克勞塞維茨、比金(日後的以色列總理)等人的著作。1962年初，他花了7個月密訪多個非洲國家以及英國，向外界介紹南非的形勢和該黨的鬥爭，爭取它們的支持；並在衣索比亞接受長達半年的游擊訓練。

回國後不久，曼德拉於8月5日在德班的路上被捕。這位頭號通緝犯沒有帶手銬，坐在警車的後座被帶回約堡。溫妮到看守所看他，兩人親熱擁抱，看守仍當成沒看見。

為實現種族和諧獻身

這次曼德拉因煽動罷工和無照出境被判刑5年。在首都普勒托利亞的監獄關了幾個月後，曼德拉等同案犯人被轉到開普敦外海大西洋中的羅本島監獄。前來「接客」的白人看守朝著這批新囚嚷道：「就是這小島，你們將死在這裡。」

幾週後，曼德拉等人突然被押到德班監獄。因為政府在約堡近郊瑞沃尼亞一處非洲民族議會的安全住所，搜查到該黨和「民族之矛」的文件，文件中詳載已在進行中的破壞活動手段和目標，以及今後的游擊戰計畫。

被稱為「瑞沃尼亞大審」的審訊於1963年7月開始。對曼德拉而言，這是他公開說出真心話的機會。審訊當天，他從被告席起立發言，一口氣講了4小時，一五一十說明非洲民族議會的政治起因、動機……他堅認是政府迫使南非黑人絕望才會走到這一步，南非人有準備回應的權利。他堅決主張，非洲人要的是整個南非有公正的分享、安全和社會地位。他說，他們要政治權利，沒有它，他們永難自從屬地位翻身；這場鬥爭是生存權的鬥爭。

最後，他讀起在牢裡花兩週整理的手稿說道：「我已將一生獻給非洲人的這場鬥爭。我為反對白人統治而戰，我也為反對黑人統治而戰。我抱著民主社會的理想，其中所有人都能和諧共存、機會均等。我希望為這樣的理想和為實現它而活。如果需要，我準備為之獻身。」

法庭內鴉雀無聲。曼德拉堅定承認罪行，以生命做賭注，因為他最終捍衛的志業重於生命。

在倫敦，聖保羅大教堂舉行燭光晚會為他祈福；國會議員上街反對審訊。在紐約，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敦促南非政府赦免政治犯。各民主國家紛紛聲援，譴責南非政府。

1964年7月，「瑞沃尼亞大審」的審判法官伸出仁慈的手，被告全部免除死刑，處以無期徒刑。午夜，犯人全部還押羅本島，曼德拉就在這裡蹲了18年的苦牢。

轉獄──黑白接觸的方便門

18年後，曼德拉和包括西蘇魯在內的另4名非洲民族議會的高級幹部，突然間被轉到離開普敦不遠的葡萄酒鄉普爾斯莫爾的監獄。這裡的設備和伙食好得很多，也可接觸外國媒體。境遇之所以有如此轉折，其實是南非政府態度的轉變。南非當局越來越明白，唯一能代表整個反種族隔離運動且獲政府信任的人是曼德拉。其實曼德拉曾拒絕1976年及後來波塔所提議的有條件釋放，他反而回應要求波塔和國民黨人為南非新的政治和平做重大的政治改革。

他說，波塔該棄絕暴力，廢除種族隔離，解除對非洲民族議會的禁令，釋放所有因種族隔離而遭監禁、驅逐和流放的人。他又說，只有自由人能夠談判，犯人無法成為契約的一方，「我必回來」。

曼德拉的話夠份量，以致啟動了曼德拉為一方和國民黨人為另一方的對話進程。對於曼德拉而言，拒絕談判是一種策略，不是原則，他一生都很注意這兩者的區別。他堅定的原則是永恆不變的，就是要推翻種族歧視制度及建立一人一票的民主政體；幾乎能幫助他達成目標的事都被他視為一種策略。

1985年初，曼德拉前列腺手術前，他的老校友、司法部長庫契帶了一箱當地盛產的葡萄酒到醫院看他，曼德拉沒有拒絕政府的「橄欖枝」。手術後，曼德拉被送到完全獨處的牢房，這使他能一對一與政府談判。他深怕其他同志反對，但是若他沒有獨自掙脫出來與壓制他的一方談判，南非政局可能永無突破的一天。

本著「有時領導人必須走在人群前面，確信他在領著他的人民走正確的路」，曼德拉在開普敦和庫契會談。誠懇的會談使曼德拉相信，政府終於決定不能再按著陳腐的種族隔離路線治理國家了。經過1987年多次與庫契會晤後，曼德拉想和庫契及其他政府官員進行系統性的會談，更想讓他的同黨獄友也參與這些會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