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公民新聞3.0

                            胡元輝

 

    台灣自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政治體制逐步民主化,言論與新聞自由的空間亦日益開闊。近十餘年來,由於傳播科技與閱聽文化的變遷,台灣的媒體生態更歷經翻轉,閱聽人地位日益上揚,一個有別於新聞組織掌控的新聞生態系統已逐漸形成當中。毫無疑問,公民新聞是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更是新生態系統的重要參與者與建構者。

 

    公民新聞是甚麼從寬廣的角度來說,只要是一般大眾所產製或傳播的資訊都屬之。換言之,民眾透過個人網站、部落格、臉書、《YouTube》、《Instagram》、《LINE》等網路與社群媒體平台,發表或轉傳各式各樣的公民書寫都可以視為公民新聞的作為。不過,也有人採取狹義的界定,只將公眾自我產製且具有完整訊息或意見的資訊形式視為公民新聞。

 

    國外已經有不少學者與觀察者以「第五階級」(fifth estate)或第五權(fifth power),來指稱此一新興資訊系統中的新成員。無論是公民記者、部落客、或網路意見領袖等,都被視為傳統第四階級(新聞專職工作者)的監督者或制衡者,因為許多公眾已不再信賴新聞組織所產製或傳布的資訊,他們意圖透過去除中間人的直接溝通,補充或矯正新聞組織的資訊偏差。

 

    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公民新聞雖萌生於世紀之交,不過仍要到2004年南亞海嘯發生之後方才引發廣泛性關注。台灣公民新聞的發展則可以20074月公視PeoPo公民新聞平台的成立為界,區分為兩個階段。在此之前,公民新聞雖以多元形式傳播於各種媒介與載具,甚至亦在各種公民行動與社會運動之中發揮力量,不過,公民新聞這個詞彙尚不普遍,具自主觀念與權利意識的公民記者概念亦相對薄弱,以致公民新聞有比較多的單兵作戰」,較少平台支援的「集體作戰」,此一時期可以視為台灣公民新聞1.0的階段。

 

PeoPo是台灣第一個架構完整的多媒體公民新聞平台,它的建置帶動了公民新聞的新風潮,將台灣公民新聞的發展推進到2.0的階段,不僅社會上對公民新聞的認知有了相當幅度的提升,亦陸續帶動各類型公民新聞平台的出現,例如商業媒體建置的iReporterWEnews,或是非營利精神的上下游新聞市集新頭殼公民連線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We公民新聞》、《2016大選公民新聞網》、串樓口等。除了公共電視之外,社區大學、若干非營利組織、乃至大學教育體系都對2.0階段的發展扮演了重要的催化與推動角色。

 

    當然,公民新聞並不必然仰賴特定新聞平台,但不可否認,一般公民書寫的新聞意涵,濃淡參差不齊。相對而言,公民新聞平台的資訊內容則比較聚焦於公共事務,許多平台甚至成為社會運動的重要資訊集散地,扮演與主流商業媒體相互抗衡的角色。不過,與社會運動相關的公民新聞平台頗多隨運動而起伏,往往在階段性功能結束之後即消退或隱沒,反之,非一時性社會運動產物的公民新聞平台則相對持久與穩定。這類公民新聞平台既是公民新聞的存在表徵與對話場域,更承擔了常態性公民新聞的推動任務,其對公民新聞的意義與重要性不言可喻。

 

    不可諱言,台灣的公民新聞發展至今,已面臨不少瓶頸與挑戰。這些瓶頸與挑戰至少包括公眾的參與動能似乎有不進則退的趨勢,公民新聞的形式與樣態似乎出現單調化的現象,甚至,公民新聞的品質問題仍存在不少疑惑與爭議,若干不良個案更遭到社會輿論的批判。瓶頸不可怕,挑戰不必憂,如果我們同意公民新聞有其培育公民社會、提升公民意識的價值,問題顯然在於我們是否有能力克服這些瓶頸與挑戰,讓公民新聞邁入新階段,並繼續成為台灣資訊生態未來發展的動力。

 

    台灣確實應該思考邁入公民新聞3.0階段的課題了拋磚引玉,個人建議3.0階段的努力目標應定位於「在地紮根」,亦即讓公民新聞在公民最親近,亦最有力量的社區與地方落實生根。公民新聞以「在地紮根」作為邁入3.0階段的目標,並不意味台灣以往的公民新聞並不關心社區,關懷鄉里,亦不意味公民新聞今後只要關注社區與地方議題。相反的,我們相信,如果公民新聞不能真正在地紮根,就不可能厚植公民新聞的隊伍,亦不可能提升公民新聞探討國家議題的能力。

 

    台灣解除戒嚴已逾三十年,我們似乎應欣喜於政治力的隱沒與公民力的上揚,但種種表象的背後仍然是政商力量的掌控,所謂市場力的崛起多屬財團力量的展現,至於傳統新聞組織消退的背後則是數位新霸主的接班。因此,過去曾經狂飆的「第四階級」,如今的失落只是所有權的位移,而非影響力的消逝;同樣的,目前表面上狂飆的「第五階級」,實則已陷入政商勢力的重重包圍,離制衡行政、立法、司法與媒體等四權的願景遠矣!「第五階級」在台灣是既狂飆又失落的新階級!

 

    但即使如此,相對於台灣商業媒體的集團化、惡質化發展,台灣公民新聞確實具有重要存在價值,它讓我們清楚的看到:傳播作為人類社會的溝通機制,雖然可能遭到少數商業與政治力量的操控,讓媒體極大程度受制於商業邏輯與工具理性。但包容多元聲音、追求社會正義的傳播公地仍有可能存在,而且具有反制媒體圈地現象的高度潛能。台灣的公民新聞在打造數位公地的使命上顯然任重而道遠

(作者胡元輝  曾任台視總經理及公視總經理,現任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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