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光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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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十字之父-亨利杜南

                                                                                                                                                                                                                                                                                                                                          楊淑慧 整理

     第一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國際紅十字會創辦人亨利.杜南(Jean Henri Dunant ),從一次意外的旅行中,見證戰爭的慘酷與世人的苦難,從而畢生為人道志業奔走奉獻,並且克服困難,跨越國界,成立國際性救援組織,進而建立國際人道主義的傳世典範。國際紅十字會為表彰亨利.杜南一生的人道志業與對人類的貢獻,在杜南逝世38年後,亦即1948年,將其生日5月8日訂為「世界紅十字日」,並將國際紅十字會所頒發的最高榮譽勳章,命名為「亨利.杜南」獎章,後世則尊稱他為「紅十字之父」。

出身基督教家庭  在愛心教育中成長

   亨利杜南1828年5月8日出生在日內瓦一個基督教新派-加爾文派家庭,他的父親尚賈克杜南(Jean-Jacques Dunant)和母親安東娃妮特杜南柯拉頓(Antoinette Dunant-Colladon)都是成功的生意人,同時是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身為家中長子的他,在生活中被極力教導做人該有的價值,他的父親積極幫助孤兒和被釋放的罪犯,他的母親則幫助病人和窮人,耳濡目染之下,杜南從小就富有同情心,樂於幫助弱勢者。

   杜南成年後也成為虔誠的基督教徒,他18歲時加入了日內瓦的社會慈善機構。次年,與朋友一起創立了「星期四協會」,他們經常開會研究《聖經》和幫助窮人。他一有空閒便到監獄從事探訪和社會工作,可以說是一位正直而富愛心的青年。1854年他還創建了「日內瓦基督教青年會」。

為了拓展事業  前往面見法皇拿破崙三世

   杜南因為熱衷社會工作,據說學校成績並不好,21歲時就被迫離開學校,去了一家典當行當學徒。圓滿結束學徒生涯後,他進入一家銀行工作。杜南曾去過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和西西里等地旅行,對一些將倒閉的公司,他眼光精準地進行「收購」,可以說是一位成功銀行家。

   1856年,他在阿爾及利亞創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公司,從事玉米種植和貿易,但是,他並沒有取得土地權和水資源的使用權利,當時阿爾及利亞被法國占領殖民,杜南決定直接向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提出申請。法國當時正在和奧地利開戰,拿破崙的總部設在現今義大利的一個小城蘇法利諾(Solferino)

    杜南寫了一本充滿了恭維與讚揚拿破崙三世的書,然後動身前往蘇法利諾,打算親自面見提交給他,希望能得到同意,達成他的要求。1859年6月24日晚上,杜南抵達蘇法利諾,不料正好遇上法國、薩丁尼亞聯軍正在對奧地利作戰,他的親眼所見讓他大為震撼,開始尋求改變。這一趟旅程,成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轉捩點。

意外遭逢戰爭  眼見屍橫遍野受到震撼

   薩丁尼亞、法蘭西與奧地利三國的軍隊意外地在當時奧地利,現在已經屬於義大利的小村莊蘇法利諾(Solferino)遭遇,大約27萬大軍在那個小村莊展開激烈的搏鬥與廝殺,15個小時的激戰之後,4千多人死亡、2萬多人受傷,另外還有1萬多人失蹤,戰況之慘烈可以想見。

    在蘇法利諾(Solferino)一役中,雙方死傷慘重,救援補給不足是一大因素,受傷的士兵躺在地上哀嚎,乏人照顧的傷兵孤獨無助地走向死亡,屍橫遍野的情景猶如人間煉獄,亨利杜南對親眼所見到的戰爭慘狀久久無法忘懷。他隨後在7月返回日內瓦的路途中,將這一次的經歷寫成《蘇法利諾回憶錄》一書,並於1862年11月8日出版。這本書出版了1600冊,完全由杜南自費印刷,他在書中詳細描述了這場戰役。

號召平民全力投入  傷兵救援不分國界

    回憶那天的戰場上,傷兵哀號聲不絕於耳,他在第一時間投入傷兵急救工作,成立臨時醫療站,號召當地的醫護人員與志工一起加入救援組織,平民百姓,尤其是婦女和女童都挺身出來提供援助,幫助受傷的士兵。

    醫護材料和用品嚴重缺乏,杜南親自出馬並掏腰包購買所需材料,還幫助架設臨時醫院,提供各種急救服務,受傷的人員則不考慮他們是衝突的哪一方,按照「全部是兄弟姐妹」的原則予以救助。蘇法利諾戰役傷兵救援的消息傳開後,歐洲各國的醫護人員與企業家也不約而同地投入救援行動,並捐助物資

寫回憶錄巡迴歐洲  推廣人道救援理念

    他在回憶錄一書中提出了兩項著名建議:一是在各國設立全國性的自願救護傷兵的組織;二是簽訂一份國際公約,給予這個傷兵救護組織一個中立的地位。

    亨利杜南開始穿越歐洲,推銷他的想法。他的提議得到了法國大作家維克多.雨果的聲援,甚至連拿破崙三世都贊同他。他的著作收到了積極的回應,並得以公開出版。後來日內瓦公共福利協會主席古斯塔夫.莫瓦尼埃(Gustave Moynier)也注意到了這本書,於1863年2月9日召開了專題會議,在日內瓦成立了一個「五人委員會」。同年10月,16個歐洲國家代表在日內瓦開會,決議成立「救援傷兵國際委員會」,大家一致同意─「傷病者不問其國籍為何,均應一律受到充分照顧和看護」,這就是國際紅十字總會的源起。

國際紅十字總會成立  並簽署公約

    翌年,各國代表分別簽署了國際紅十字公約。國際紅十字會總會設在瑞士,以「白底紅十字」做為該會的標誌。國際紅十字會的工作範圍包括:監管紅十字會所揭櫫的人道、平等、中立、獨立、志願服務、團結及世界性等七大原則的實踐;承認「國家紅十字會」的成立;戰爭中擔任與敵國「國家紅十字會」溝通的橋樑;戰爭爆發後,作調解人;尋找失蹤戰俘或平民;傳送紅十字包裹給戰俘。

  「國家紅十字會」,是1864年日內瓦會議結束,各國代表團回國後,各自成立的一個志願救援組織。1919年5月國家紅十字會又組成一個聯盟,主要是保持合作互相支援,總部原本在巴黎,二次大戰後遷到日內瓦。至此,杜南的理想可以說得到初步的實現,這個由莫瓦尼埃、杜福爾將軍、阿皮亞醫生、莫諾瓦醫生和亨利.杜南所組成的五人委員會,也就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的前身。

理想色彩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中被打壓

    在ICRC早期,五個成員之中,杜南是抱比較幻想的理想主義者,這導致莫瓦尼埃和杜南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和衝突。他們有其各自的想法和計劃,莫瓦尼埃認為杜南建立一種中立的「服務提供」並不可行,不是務實的做法,建議杜南不要堅持這一想法。然而,杜南卻繼續積極地倡導這一立場。他們各行其是的結果,加劇了他與莫瓦尼埃之間的衝突,也使莫瓦尼埃非常不滿,不斷攻擊杜南和他的領導地位。

1863年10月,14個國家參加了由委員會在日內瓦組織的會議,討論如何照顧受傷的士兵。但由於莫瓦尼埃有意削弱杜南的領導地位,使得杜南只是一位掛名的領導人。一年後,由瑞士議會組織的外交會議促成了有12個國家簽署的第一個《日內瓦公約》。這次會議杜南也有名無實。

個人事業受挫破產  被迫離開委員會

    杜南忙著紅十字會與其它的人道救護事業,還推廣成立類似世界圖書館的機構,因此沒空管理自己的企業,自己公司需要的水權也一直沒拿到。他的事業在阿爾及利亞遭受嚴重挫折。

    在1867年4月,金融企業日內瓦信貸公司的醜聞還將杜南捲進來,他被迫宣布破產,日內瓦商業法院於1868年8月17日裁決他是「採取有欺騙性做法的破產」。由於他的家人和很多朋友也參與投資了該公司,因而也受到嚴重影響,這引起社會上的一片譁然,導致人們要求他離開國際委員會。在1867年8月25日,他辭去秘書長職務,並於9月8日完全脫離委員會。早在1864年就成為委員會主席的莫瓦尼埃,一心想驅逐杜南的目的終於達成。

落魄離開家鄉  莫瓦尼埃仍不斷打壓

    1868年2月,杜南的母親去世,他同時被「日內瓦基督教青年會」開除。他落魄地離開家鄉日內瓦,並說出在有生之年將不會返回家鄉的話。在隨後的幾年內,莫瓦尼埃則極盡所能地運用他的影響力,讓杜南得不到任何援助和來自他朋友的任何支持與鼓勵。

    舉例來說,在巴黎世界博覽會,杜南獲得了一個獎項,但組委會說只能整體頒發,所以杜南無法得獎。拿破崙三世曾提議,杜南的親友承擔杜南的一半債務,另一半由他來承擔,但也被莫瓦尼埃從中阻撓。

堅持推動自己的人道主義思想

    移居巴黎後,杜南過著清貧的生活,卻仍繼續推行自己的人道主義思想和計劃。在普法戰爭(1870至1871年)期間,他創立了共同救濟協會,不久後又創建秩序和文明共同聯盟。他認為應當討論裁軍問題,並籌建一個國際法庭來調解國際衝突。後來,他又為建立一個世界圖書館而努力,該想法在未來的世界得到某種程度的實現,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然而在繼續推行和宣傳他的想法過程中,他忽略了個人狀況與收入,致使稅務增加,財務問題惡化到熟人和朋友都躲避他。儘管他被奧地利、荷蘭、瑞典、普魯士和西班牙的國家紅十字會任命為榮譽會員,卻幾乎被紅十字運動組織所遺忘。

    雖然杜南生活在貧困中,但在1874年和1886年之間,他去了很多地方,包括斯圖加特羅馬科孚島巴塞爾卡爾斯魯厄。尤其在斯圖加特時他認識了圖賓根大學學生魯道夫·米勒,與他建立了密切的友誼,對他後來的人生有重要影響。

重返祖國  隱居在海登小鎮

    因為斯圖加特的這些朋友,他認識了瑞士北部的度假村海登Heiden一地。18877月,年近六旬且白髮蒼蒼的他終於重返祖國,並在海登小鎮住了下來,過著近乎隱居的生活。1892年4月起,他住在由Hermann Altherr醫生主持的醫院兼療養院裡,從此在那裡度過餘生。

  他在海登認識了青年教師威廉Sonderegger和他的妻子蘇珊娜,他們鼓勵他紀錄自己的生活經歷。Sonderegger的夫人創辦了一個海登紅十字會分會,杜南於1890年成為其名譽主席。杜南希望Sonderegger能和他一起進一步推動自己的想法,包括出版他的新書。然而,他們的友誼卻逐漸失和,因為杜南懷疑Sonderegger與日內瓦的莫瓦尼埃在聯袂反對自己。

    Sonderegger死於1904年,享年僅42歲。儘管他們曾一度關係緊張,但杜南對Sonderegger的意外死亡仍深感痛心,而威廉和蘇珊娜夫婦即使在受到杜南指責後,依然對杜南滿懷欽佩之情,這種感情也傳給了他們的孩子。1935年,他們的兒子勒內出版了一本杜南寫給他父親的書信文集。

報紙再度報導  重新得到大眾支持

    1895年9月,聖加侖《東部瑞士人》報主編Georg Baumberger撰寫了一篇文章,記述一個月前在海登遇到的這位國際紅十字會創始人。這篇名為「Henri Dunant, the founder of the Red Cross」(亨利·杜南,紅十字會創辦人)的文章見報後,喚起了人們對他的記憶,文章被歐洲各國報刊不斷轉載,引起轟動,他重新得到人們的重視與支持。

    他同時也獲得了瑞士Binet-Fendt獎和天主教教宗利奧十三世親自寫來的信。也得到來自沙皇寡婦瑪麗亞費奧多蘿芙娜的支持及其它捐助,他的財務狀況得到大大改善。

  1897年,當時在斯圖加特擔任教師的魯道夫米勒寫了一本關於紅十字會起源的書,對官方記述做出不同的論述,強調杜南的重要性與所發揮的作用。該書還附上了《蘇法利諾回憶錄》,此舉令杜南再次得到肯定。

積極倡導人權  獲得首屆諾貝爾和平獎

    杜南開始與外界交流並撰寫大量文章與著作。他尤其積極撰寫有關女權的文章,1897年還幫助僅在布魯塞爾有過短暫活動的「綠十字」女性組織。

    1901年,他和弗雷德里克帕西國際和平聯盟和各國議會聯盟創辦人)同獲第一屆諾貝爾和平獎。雖然其得獎過程有些爭議,但最終杜南還是得到肯定。在諾貝爾委員會上支持杜南的挪威軍醫Hans Daae,主張將杜南的10.4萬瑞士法朗獎金存在挪威銀行,以避免被杜南的債主拿去。在杜南接下來的餘生中,他一直沒有動用這筆獎金,最後他把大部分的獎金捐給了挪威與瑞士的慈善事業。

晚年抑鬱幻想  終老在養老院

    1903年,杜南在海德堡大學醫學院獲得名譽博士學位。晚年一直住在海登養老院的他,在人生最後的日子裡,患有抑鬱症妄想症,老是夢見的他的債權人和死對頭莫瓦尼埃。甚至因為害怕養老院在他的食物中下毒,而要求廚師當著他的面品嚐食物後才肯吃。雖然他一直信仰基督教,在他最後的日子裡,他卻踢開並指責加爾文派。

    他於1910年10月30日逝世,比他的死對頭莫瓦尼埃晚兩個月。儘管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他獲諾貝爾和平獎後向他表示祝賀,他與古斯塔夫瓦尼埃之間卻始終未曾和好。

    他死後依其遺願火葬,骨灰埋在蘇黎世。沒有人送葬,更沒有葬禮。他的墓碑上沒有墓誌銘,只有一塊大理石浮雕,一個救護者跪在一個垂死之人的旁邊,餵著他生命的甘露。

死後捐贈資金  確保幫助貧窮人民

    按照杜南的遺志,他死後捐贈資金,確保海登養老院總是幫助貧窮地區的人民,部分錢給在瑞士和挪威的朋友和慈善組織。再有剩餘的資金則部分緩解其債權人的債務,杜南有生之年無法完全償清龐大債務,一直是他沉重的負擔。

    亨利杜南終身未婚,他住過的海登鎮療養院現在變成了杜南博物館。在日內瓦和其它地方有許多街道、廣場和學校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亨利杜南獎章每兩年頒發一次,由常設委員會頒發,是國際紅十字和紅新月運動的最高勳章。

杜南生日被定為世界紅十字日

    1948年,也就是杜南逝世之後38年,國際紅十字協會理事會決定把5月8日,也就是亨利杜南先生的生日,定為「世界紅十字日」。

    為紀念蘇法利諾戰役150周年,2009年6月27日夜晚,計有來自全世界約1萬3千名的人道志願工作者、青年代表及當地村民重返蘇法利諾古戰場,以持火炬遊行的方式,沿著1859年亨利.杜南從戰場上運送傷兵的路線,在夜空下遊行9公里,遙想當年亨利.杜南在槍林彈雨過後、屍橫遍野的殺戮戰場上救助傷兵的情景,並體會這位人道先驅者的無私奉獻與偉大情操。

斯人已逝  人道先驅精神永在

    斯人已逝,然而因為杜南的執著而萌生的國際人道主義思想與救援行動方興未艾,國際社會並透過「日內瓦公約」在1906、1929年增補修訂,以及1977年簽署的附加議定書,正式將戰地與海上武裝部隊傷兵、戰俘,及國際武裝與非武裝衝突中的平民保護等,皆納入各國須遵守的國際公約中。回顧歷史發展,從1862年亨利.杜南的「蘇法利諾回憶錄」到當今的「日內瓦公約」,正好見證國際人道主義的發展歷程,誠可謂哲人雖已遠,典範在夙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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