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保衛戰？或保位戰？
■林萬億
今年元旦開跑的新北市幸福保衛戰，開辦之初，各界驚聲連連。有因創意而按讚，有懷疑其成效而預警。原計畫擬推行一年200萬預算，供餐給18歲以下飢童飽胃。以每餐80元計算，預訂幫助2萬5千個孩童用餐。從第一天的132人次到超商領取免費餐食，到1月中每天案量已掉到2位數以下，到3月底，已剩下個位數。預告了該方案必須提早結束的命運。新北市政府特為此於4月中召開論壇，以為推廣。更要求內政部兒童局，召集各縣市政府探討如何跟進推廣。
虛報謊報案例多
從新北市政府公布的統計來看，1月份案量4019，2月份783，3月份587，總計5389人。其中3384人經查係確實有用餐需求的兒童，占全部領餐孩童的51.57%。其中606個家庭後來被列入高風險家庭繼續輔導。亦即，該方案聲稱救了3千多飢餓的孩子。
有評論者就認為只以200萬元捐來的善款，花3個月就幫助了3千多位孩童飽胃，績效良好。如果據此數據就論斷該方案績效良好，值得推廣，那就是只看表面。其實，這是一個隨興之舉，缺乏系統概念，只求媒體亮點的敗筆之作。首先，這是一種「以餐引人」的高風險家庭通報作法，假設飢餓的家庭會因80元的便當而暴露身分，讓政府找到他們。的確有些高風險家庭是缺乏三餐飲食者。但這終究不是高風險家庭的多數。真正的兒童疏忽與虐待高風險不見得會呈現在午晚餐的缺乏上。何況說，如果貧窮，一家人都需要餐食，怎麼會只限18歲以下孩童可領餐，而家長卻在旁邊忍飢挨餓呢？
超商非救濟機構
其次，這是一種體制外的社會救助。超商扮演協尋失蹤兒童、走失老人、迷途寵物、租屋、二手貨交易等資訊張貼功能，早為各國所採行。但是，超商作為急難救助的第一線，則須謹慎評估。從出現虛報、謊報的情形嚴重來看即可知。用林志玲、蔡依林、周杰倫之名取餐者有之；以假地址、假電話登記的也有；超商浮濫給餐，只要80元發票以內的食品即可，關東煮取3份也可。這不是超商的錯，他們本來就不是救濟機構。雖然，朱立倫市長聲稱寧願誤發100個便當，也不錯失救助一個飢餓的孩童。這說法聽起來正氣凜然。但是，作為政府機關只能用這種散彈打鳥的方法，來發現飢餓學童嗎？這不正凸顯政府對貧窮家庭的束手無策嗎？
捨本逐末非良策
第三，結合超商看似有創意，也擺脫官僚體制的僵化。若政府社會福利與教育體系在提供飢餓兒童的協助上有漏洞，作為市長不就應該以改良體制或強化社會福利體系功能為首要目標，怎可以丟下本業不管，尋求偏方來解決自己領導上的問題呢？為了配合政策，校長與主任被要求走訪學區超商，回報業績，是為不務正業；讓教育局取代社會局處理高風險家庭通報，更是亂了體系。讓社會工作人員疲於奔命待機與查訪，對提升高風險家庭服務的體系建立並無助益。為了短期的施政亮點，讓體系錯亂昏暗，擱著正事不幹，會是好方案嗎？
動員人力為業績
第四，制度的反挫帶來的成本更高。學校怕增加麻煩，寧願自己出錢給孩子吃飯，避免他們去超商取餐，帶給學校後續的麻煩；家長為了貪圖80元的餐盒，帶孩子來取餐，孩子為了省零用錢也來取餐的道德風險很高；原本學校就有以營養午餐打包作為弱勢家庭兒童的晚餐的作法也被取代掉，這實在是得不償失。
最後，統計數字的真實性可疑。就像新北市政府於民國100年2月25日成立「高風險家庭服務管理中心」之後，高風險家庭從先前的2426案，立即上升到11,740案。其實很多案例本來就由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或學校輔導室服務中，重複通報衝業績。超商取餐也可能是另一種數據操弄？如果，高風險家庭通報有效，就不該有3個月內突然冒出6百多個新案例的情形。若不是通報無效，就是幸福保衛戰誇大。
只求亮點保官位不是飢餓的孩子不該救，也不是高風險家庭通報系統不該加強。但是，設一個中心或推動一個保衛戰，無法解決地方政府局室間不整合的問題。突發奇想創一個新方案，無助於解決社會福利行政體系不健全的問題，只會讓既有缺失被掩飾。試問，經此方案，窮苦孩子就絕跡了嗎？接下來呢？這種頭痛醫腳的怪現象，是政治人物只想衝施政亮點，不求健全體制的短視問題。我們不禁要問這是兒童的幸福保衛戰，還是大官的政治保位戰？
(作者林萬億台大教授曾任台北縣副縣長行政院政務委員)
※本文摘選自《愛心世界季刊‧2013夏季號0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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